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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媒体,穷民主:政治传播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时间:2016-07-20

    “新闻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无论何等重要,始终改变不了政治与新闻媒体是‘目的与手段’的根本关系。改变了这种关系,就会把人们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在‘新闻媒体’上,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应该说研究者的建议对于那些传媒中心主义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及时的提醒。但研究者认为“新闻媒体的作用主要在‘通过什么渠道说’这一环节上”的观点显然忽视了媒介与传媒(即媒体与媒介之综合体称谓)的区别。就中国现实来说,国家、市场、传媒三者之间一方面存在一致,一方面也存在博弈,现代社会转型正是基于国家主动行动,以及在博弈情况下的被动适应中完成国家总体主导下的改革的。比如传媒对孙志刚事件的连续报道,最终国家废除了不合时宜的法规,这能说传媒仅仅是媒介渠道吗?或者,这难道是国家政治利用传媒作为手段的结果吗?事实显然不是这样,否则就是抹杀了传媒的基本主体性。也正是基于此观点,我们在对微博的分析中特别重视这一点。

     此外,研究者从班尼特的著作《新闻:政治的幻象》,再到麦克切斯尼的著作《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政治传播》,认为至少彰显了三重意义,其中之一是:“反观政治传播的研究,则是严重夸大了新闻媒体的作用,是政治‘献媚’于新闻媒体。”并认为由此导致了政治传播对“新闻媒体的偏好”,将政治传播归之于新闻媒体问题。其实,两本书的作者强调的是商业力量施予新闻传播所形成的反映社会政治状况的拼图,传媒则从中获得大量经济收益——这一切正如传播政治经济学一贯批判的主题那样。其实,对于学术批判,不管在哪个领域,很多时候往往被认为是“小题大做”。但这是维持任何一个良性社会,从而提高社会认知所必不可少的。班尼特关于“新闻是政治的幻象”,麦克切斯尼关于“富了媒体,穷了民主”的观点,都是批判者的角色使然。这种“偏”显然未必就是“新闻媒体偏好”使然。这一点也可在中国早期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学术坚持中找到一致性。潘光旦在当时冒着被人批判的风险,专注于生物因素对文化的解释。虽然当时他也知道单单用生物现象或原则来解释文化必然不圆满,但自认为也事出有因:一是现象无涯,因果关系无穷期,精力有限难以面面俱到,不能不分别地观察或解释;二是生物现象比较基本而也是可以用人力来左右的;三是在科学幼稚的中国,生物学的解释比较不受人注意,从生物因素来解释的几乎没有。换言之,他认为其实以生物因素解释文化现象,并不排斥其他因素解释的说法,但过去的解释过于偏重社会、心理因素及文化因素,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强调(甚至是特别专注于)生物因素的解释会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性研究。因此,《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政治传播》毋宁说是对媒体传播政治的反思,指出的是西方传媒泡沫式多元化可能存在的幻灭。自然地,这也是由媒体传播视角转换为媒体政治视角进行审视的结果。

     研究者从政治传播的核心辩论议题出发,强调了应从着力点的传播反推到基础的政治本身,进而探索什么样的政治需要更为广泛地真实地传播、什么样的政治更能广泛地真实地传播等等。这样的观念尽管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对传播的政治偏爱,但要实现对传播现象的传播视角的超越,政治的视角又是必需的。延续这一视角思考微博传播,就会发现它还表现为鲜明的社会政治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