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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政治经济学

时间:2016-07-21

     理论上来说,新媒体改革运动包括“新”媒体改革运动和“新媒体”改革运动。前者是关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以及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后者则是关于特定新型媒体(如互联网)的改革运动。作为实践性主张,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新”媒体改革运动,这可能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互联网所持的态度有关。麦克切斯尼就不屑于通过建立左派网站实现媒体社会变革,鉴于互联网被整合进联合媒体中的现状,他认为此举并不能改变左派本身的边缘地位。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传播学关于新媒体与赋权的研究相比,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新媒体”研究的内容、研究的系统性方面都显得比较缺乏。但这恰恰表明,传播政治经济学需要从更广泛的传播与社会研究中汲取经验。


     王爱华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应用视为是国家的政治理性和治理术实践,强调了“作为例外的新自由主义”(特定人群或地区受制于新自由主义逻辑)和“新自由主义的例外”(特定人群、地区或部门被排除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之外,以保护某些群体的利益)。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赵月枝接过这样的议题,相对而言更细致地注意到了中国政治传播转型中媒体从领土逻辑到资本逻辑的重组变化,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国家对传媒改革的犹豫与媒体“私有化”的各种情状(单纯的私人控制、公私合营或私人获得股权)。与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注程度相比,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相对不足。莫斯可概括了基于新技术和政治资源从斗争政治向新政治的转变,“公民不再拥有相对固定的阶级地位,相反,他们对民主活动的直接参与所依赖的身份,在本质上也许只是一种相关联的临时性位置的副产品。这样,一个新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化进程——能够灵活地跨边界发挥影响——至少使得人们相互依赖和融合的新政治梦想变为现实”。但在总体上,莫斯可将此视为不过是扩展了赛博空间的迷思世界,最根本的是,他认为它只是迷思产生进程中的一次新瓶装老酒:反复终结的迷思而已。即便是我们并不打算加以讨论的欧洲政治经济批判学者如默多克(Murdoch,G.)和戈尔丁(Golding,P.),同样也对数字革命的普世运动十分存疑。在他们看来,“日益增加的证据表明,它在增加特权者的优势而将边缘穷困者有系统地排除在外”。事实上,莫斯可也好,默多克和戈丁也好,他们都看到了新媒体带来变化背后的社会狂躁,但无一例外地不能(或尚没有)看到微博这种社交新媒体给中国与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重大差异。因为对中国管控制度来说,可以肯定的是:微博是以“例外”的方式实现了其社会政治化生存,它为社会的崛起提供了这样一种重要的话语行动空间,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最为耀眼的媒介因素。


     当然中国国内一些新左派也对许多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把市场过程抽象化,抹杀市场制度的形成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有意或无意地站在垄断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一边讨论中国问题。并认为他们的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与政治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将这一批评不加保留地直接用之于对传媒的评价有些武断,但这种敏感性有利于人们对媒体改革保持警惕。比如中国在推行传媒市场改革的时候,一些人认为中国收费电视之所以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在于免费电视太丰富。按照这种归因思路的话,是不是要完全取消免费电视,或者削弱免费电视才能形成发展收费电视的良策呢?同样,在推进数字电视的时候,当初也存在谁来付钱推行电视数字化的问题,其间一度还出现了各种推行模式。有线电视公司出钱?政府出钱?家庭出钱?为了让家庭出钱,一种极端的观点甚至主张直接关掉模拟电视信号。而在微博社会中日益被强化的国家与社会、官与民、精英与大众的对峙和原初支配性地位被消解的现实,加剧了对微博社会传播进行规制的热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模式也好,极端的观点也好,规制的程度也好,都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观照。人们对此可以质疑,究竟为了谁的利益?谁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这需要在政策制度层面上做出明确的回应,而不是跳过这一阶段后,在“制度预置”前提下进行讨论和改进,或者是进行所谓的“不断完善”。